[37]王旭：《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宪法规制功能》，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
对门槛外的迁徙者，也要保障其基本权利，并尽可能为这部分人群提供各种保护和社会服务。畸形的肥地吸引力，对迁徙自由来说，表面看来是必然，却在本质层面上，损及迁徙自由的顺利展开。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迁徙，在很大意义上仅是一时的职业流动，而不能称为普遍的有效迁徙。④肖辉：《迁徙自由的法理学分析》，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8期。其结果是，形成严密管制民众的户籍制度。这使人具有一种求利本能。因此，迁徙自由已成为各国及其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
超过载荷的人口迁入，就像车辆超载容易出事故一样，必然导致城市的各种不适应，进而整体上降低城市化的质量。(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1页。然而，我们毕竟不能以外国的宪法文本作为讨论本国问题的基础，而应将论证建基于我国的宪法规范。
在新刑诉法颁布之后，万毅教授又批评认为：既然本条立法之目的在于尊重和维护‘亲亲相隐不为罪的文化传统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人伦亲情，那么，被告人的近亲属不仅有权免于在审判中向法官作证，亦应当免于在侦查中接受警察调查，更不得将其询问笔录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出示。实践调和原则的基本内涵是：尽管立法者拥有具体化宪法上的形成自由和做出评价的权力，但却不能将某种宪法法益置于绝对的优先位置，并使其毫无例外地、自始至终地相对于别的法益享有绝对的保障。有夫妻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按照新的合并纳税的规定，他们夫妻二人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超过了他们分别纳税的总额。这里必须面对非常困难的基本权利冲突。
这种观点被批评为过于僵化，因为时移世易，仍以历史上立法者的心理意愿为解释准则，难免有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之弊。假使立法者追求的影响作用超越宪法容许的范围，可以将法律限缩解释至‘合宪的范围。
[23]对质权天然要求必要证人、关键证人、不利证人的出庭。毕竟，亲属证人的证言是许多案件尤其是贪污贿赂案件的重要证据来源，如果其能积极配合控方作证,无疑有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但是，人权具有天然的开放性，人权作为人之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具有道德权利的性质。[47] Larenz：《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57页。
故而，刑法教义学就特定刑法规范开展解释时，不应局限于从刑法文本与规范框架中寻找依据，也应重视从宪法教义学的高度，着眼于从宪法规范与基本权利价值的层面为刑法解释寻找理论资源，而不宜对后者完全视而不见，甚或做出有违立宪主义精神的判断。如果例外被宽泛解释，则一般规则就被釜底抽薪，立法者本欲达到的一般性目的就会被最终摧毁。宪法学理论在经过艰难探索后，最终明确了个案衡量、实践调和的解决思路。龙宗智教授认为，让事实陈述有矛盾的双方或多方当面质询，有利于发现错误、揭穿谎言，有利于查明情况、发现真实，这是对质及对质制度的基本意义和价值。
[29]从这些解释中，不难看出其与宪法49条婚姻家庭保护之间的关联性。这种思维，不利于法秩序的稳定。
[28] 朗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最新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页。朗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最新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页。
[54] 此外，对于李奋飞博士刑诉法教义学之倡导，本人非常认同。与此，立法者所选择的准则，在以宪法能维持的程度内，也被维持。那么，何为获得有效辩护呢？基于国际标准，包括：调查案件的权利、享有充足时间与便利条件以准备辩护的权利、询问证人时控辩双方力量平衡的权利、免费获得口笔译的权利，[19]其中询问证人时控辩双方力量平衡的权利就包含了若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控方或辩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发传票传唤证人出庭[20]的内容。2.薄熙来多次反驳薄谷开来证词，要求薄谷开来出庭，也可理解为其为了质问证人以获得有效辩护，也已经放弃了婚姻利益的保护。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基本权利首先是公民对抗国家的防御权。[16]等同于基本权利的权利这一概念，可以用来涵盖位于宪法总纲中的财产权（第13条）[17]、经济活动自由（第16、17条）、获得辩护权（第125条）等权利条款（也可用来涵盖我国学者关注较多的宪法未列举权利）。
所谓证人出庭问题，实际上应当替换为必要证人出庭问题。并特别强调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强调法律解释在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如果具体个案清楚地可以被包摄到法条文之下，但目的性衡量的结果却是反对将该法条适用于此案件，这个法律的适用范围就可能通过所谓的‘目的性限缩来限制，使其不再涵盖这个案件[66]。[67] 有学者提出，可以用庭前对质询问的方式来解决对质权和婚姻家庭法益的冲突。
在艺术自由与其他的宪法利益相冲突时，便是通过各种利益的个案衡量来达成。这意味着，在一般情形下，应当尊重立法者对宪法的具体化，但如果立法者逾越宪法所设定的边界而谋求某种抵触宪法的立法效果时，就可以对该当法律规范进行限缩的解释。
所以，对于例外条款的扩张解释，会造成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效果。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规范，用语大多简略抽象，因而基本权利被认为经常是有待立法形成的。……所谓证人出庭问题，基本上可以替换为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问题。此案基本案情是：按照德国1952年的所得税法，夫妻应该合并申报所得税。
[8] 参见张翔：《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第14页。[25] 郭天武：《论我国刑事被告人的对质权》，《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7期。
李奋飞博士认为，对第188条第1款作出上述解释，既不是要绝对禁止亲属证人的作证行为，也不是要一律排除审前其向控方作出的书面证言。[2] 2013 年8月23日庭审记录。
此外，这一条款的体系位置也有助理解这一条的文义。（二）婚姻家庭保护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 对于宪法第49条规定的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我国宪法学界也已有学者进行了教义学建构。
新刑诉法显然认为，家价值可优先于其他刑法所保护的价值，当然并非没有条件，即仅限于家庭成员和近亲属。但总体上，他的解释有欠个别目的的论证，而是以整体目的来扩张个别条款（并且是例外条款）的含义，存在可质疑之处。这一规定可否被理解为刑诉法已经一般性地确立了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从而可以类推适用于证人证言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是笔者对此解决方案却有以下几点质疑： （一）对例外条款做扩大解释？ 法解释有一个基本规则：对于例外条款、但书条款，应作狭义解释，而且避免类推适用。
[59]换言之，如果立法者所制定的规范，超越了宪法所能允许的边界，则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做限缩的解释。在如薄熙来案的具体案件中，配偶、父母、子女对被告人而言是不利证人，如果被强制出庭，则婚姻家庭法益受损，而如果不被强制出庭，则被告人获得辩护权受损。
[16]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第34页。关于美国纳入隐私权的宪法解释，参见屠振宇：《未列举权利研究——美国宪法的实践和经验》，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据此，基于获得有效辩护的要求，我国刑诉法学者深入探讨了被告人的对质权的功能。宪法是一个整体，不可做割裂的观察。